为了增加内需以降低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，为“服务业化”中国的产业结构，也为了让老百姓更多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，显而易见，剩下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应该“还产于民”

陈志武的主要观点：

　　■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，不仅使国家财政税收猛增，而且使国家手中的资产价值、土地价值猛增，但是，由于国有制，这些收入增长和财富增值带来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。

　　■所有制形式对产业结构有重要的决定作用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会侧重高消耗型的重化工业，而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中服务业会更强。

　　■国有经济分量越重，对法治发展的威胁就越大。只要国企一出现，它们就可通过法律法规把民企挤出局。所以，国有企业的存在会从根本上破坏各行业的游戏规则，法治就难成为现实。
　　
　　1950年代全面国有化的时候，给老百姓有过这样的许诺：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、给国家，这是你的付出，但你今后的工作、生活、医疗、养老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。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。可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工作和生活责任回归了老百姓个人，国家基本不管了，而当年被国有化的私人财产和土地并没有还给老百姓，这样的交易当然谈不上对称，其副作用是多方面的。　　
　　
　　生产资料的国有抑制内需增长　　
　　
　　我们先看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对内需的影响，也就是为什么把国有资产返还老百姓能带动内需。为便于理解，先讨论美国消费需求增长的原因。过去十年里，美国家庭累计储蓄15000亿美元，这个数字不小。但如果把美国土地、企业资产、房产等各类资产的升值加在一起，那么过去10年里，美国家庭累计资产升值总额为35万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资产性财富增长跟劳动收入储蓄的比例差不多是22∶1。由此不难看出，为什么美国人把劳动收入基本都花掉，存下的钱很少，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以后，不需要再去储蓄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消费内需那么高，可以为美国、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等的经济增长提供推动力。不过，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所有的生产性资产是个人所有、土地也是个人所有，这些资产收入和增值就自然直接属于个人，再加上资本化、金融化的发展让美国人可以把土地、生产性资产随时变现，随时能转换成消费或者再投资。个人所有制使美国人的消费增长不仅跟劳动收入直接挂钩，更重要的是，也直接跟资产性收入、跟资产增值挂钩，在资产性财富和私人消费间的距离几乎是零。个人所有制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。

　　那么，中国的情况如何呢？在土地公有、主要生产性资产国有的制度安排下，中国的老百姓消费跟土地增值、跟资产性财富增值、跟资产性收入没有关系。初步算，到去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。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《求是》杂志上谈到，到2006年底，全国有11.9万家国有企业，平均每家资产2.4亿元，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。也就是说，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。按13亿人口算，人均国有资产财富6万元。假如这些资产价值每年照GDP的每年10％的速度增长，一年会增7.8万亿元，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个人头上，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6000元，小孩、老年人等所有公民都算在内了。也就是，假如每家有夫妻、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，每户五人，那么，这些财富增值算到每户，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万元！

　　资产性收入呢？即使不考虑土地收入、不考虑地方国有企业的收入，仅央企去年的利润就为9800亿元，分到13亿人头上，这又多了753元。每户5口人家每年又多了3765元！

　　不过，我们知道，这每户每年33765元的资产增值和收入固然可以想象，但因为是国有而拿不到手，更是无法由私人花的。没有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会这么想：“因为这些国有资产增值、国有土地增值了，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我也有一份，所以今天我可以多花些钱，今年我可以多花些钱了”。在国有制之下，这些资产的升值、土地的升值，跟自己可以花的钱没有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国有经济在中国唱主角，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内需就远低于本来可以有的水平，未来的增长还必须依赖出口市场。个人所有制之下，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可以转变成新的内需增长，而在国有制之下，这链条就给卡住了，资产增值只能带来极有限的民间消费需求增长，对私人家庭的需求增长几乎没有影响。

　　许多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家会说，国有资产和土地增值留给政府，政府可以多消费，那不也是在增加内需吗？可实际情况是，即使不算这些国有资产升值、国有土地增值，政府的钱已经太多，花不完。2007年，全国财政税收增长31％，到5.1万亿元。从1995到2007年间，虽然GDP年增长速度为10.2％，国家财政税收年增15.9％，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增长仅8％，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增速度仅6.3％。政府财政税收以GDP一倍半的速度增长，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速低于GDP，农民就更低。以前关于收入差距的讨论基本集中在民间内的收入分布上，但实际上，政府相对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要快得多。

　　1995年时，国家税收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.46亿倍、农民纯收入的3.96亿倍，也就是相当于1.46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、3.96亿农民的纯收入；到2007年，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.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、12.32亿农民的纯收入。所以，哪怕不考虑国家作为最大的财产所有者、土地所有者，不考虑资产升值和资产收入部分，仅靠财政税收一项，政府的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最快。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，城市居民次之，农民分享的最少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什么还要把这么多的财政税收、这么多的资产财富和土地都集中在国家手里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，不仅使国家财政税收猛增，而且使国家手中的资产价值、土地价值猛增，但是，由于国有制，这些收入增长和财富增值带来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。　　
　　
　　国有经济必然偏好重化工业　　
　　
　　由国家花钱有什么不好？根据世界各国的经历，即使在对政府权力、对腐败有实质性制约的民主国家，由政府花钱的效率也还是最低，因为民主监督制度也不可能回避“花别人的钱不心痛”的弊端，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欧、北欧、美国从1980年代也开始私有化运动。而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机制的东欧国家，其问题就更不用说了。

　　在中国呢？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，2007年，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总开支约6000亿元，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％，为全年GDP的2.4％，分到13亿人身上，人均461元(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％)。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，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，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％，为美国GDP的11.5％，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，人均5000美元(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)。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％，而中国5.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％。所以，尽管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，仅中国的财政税收占GDP比就高于美国，但是，中国并没有成比例更多地把财政开支花在民生上。在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的情况下，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、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，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。

　　政府可能花相当的钱在固定资产投资上。这就带出另外一个同样严重而时常被忽视的问题，那就是国家办企业、搞经济必然偏重工业、轻视服务业。换句话说，所有制形式对产业结构有重要的决定作用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会侧重高消耗型的重化工业，而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中服务业会更强。其原因包括几方面。第一，国有企业往往不是以利润为目标，因此对市场的敏感度低，而私有企业为赚钱而必然很在乎市场的需求和需要，所以，前者受自上而下的行政意图影响较多，后者主要受市场的影响。这就是为什么在1960年代、70年代，苏联和美国都在快速发展经济、发展高科技，但到后来发现，苏联的高科技都用于工业和国防，基本没有用于民生领域，更没有用于服务业，可是美国的高科技远远更侧重与民生相关的行业，服务业也最发达。中国国有经济的经历跟当年的苏联类似，在计划经济鼎盛时期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，也只有工业、没有第三产业，到今天，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重工业、轻服务业。第二，跟服务业相比，工业项目既可看得见，又往往规模宏大，是典型的形象工程，有利于政绩评估。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主管单位看重的更多是政绩而非经济利益，工业的有形特征当然正中下怀。第三，工业制造技术已充分成熟、极易复制，并且工业生产流程比较“死板”，不需要太多创意，所以，相对而言，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，基本都能从事工业项目，工业项目远比服务业更适合于官僚化管理。可是，服务业更需要对客户、对市场需求有高度敏感力，需要更高的应变能力，这是一般国有企业所欠缺的。

　　从生产方的角度看，国企和民企有上述差别。从消费需求方的角度讲，差别同样很大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资产财富由政府掌握、经济收入通过税收和国企也转移到政府部门手里，由政府和国企来消费，那么，他们的消费模式、消费行为会带动一些行业，促成今天我们熟悉的产业结构；而如果把国有资产、土地都“还产于民”，交给老百姓自己去消费、去再投资，那么，民间的消费自然会更贴近生活，更能刺激与民生有关的服务业的发展，由此演变出来的产业结构当然会更偏向第三产业。

　　所以，一个国家里同样的起点资源，是由政府作为所有者和消费者，还是由老百姓作为所有者和消费者，这两种安排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、两种不同的产业结构。国有经济支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，私有经济支持的是另一种产业结构。谁可以决定钱怎么花，最终决定该经济的产业结构。实际上，过去30年改革的成就已经验证了这一点，只是中国经济的国有成分还是太高，而且已经在快速回升。　　
　　
　　国有经济妨碍法治发展
　　
　　国有经济分量越重，对法治发展的威胁就越大。比如，根据对几十个国家做的研究，我发现，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，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民营企业界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有很强的感受，因为任何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介入，那个行业就难有平等竞争，也就难有法治。道理很简单，国有企业后面的股东是国家，国家是惟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、可以随意修改法律法规、可以根据其意愿解释法律和各种政策的机构。所以，有这样一个掌握绝对特权的股东在背后，国有企业只要进入任何行业，那个行业的民营企业、合资企业、外资企业就没法平等竞争了，即使有法律纠纷，法官跟国企是一边的，同属国家机构，法官就难以平等对待民企。更何况国资委还直接跟法院打招呼，要他们注意保护国有资产。有了这种特权企业在经济中、在社会中行为，法治就得让位了。

　　几年前，中石油、中石化挤掉民营加油站的事就很典型，这两家国企通过国务院出台一些法规，要求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能有超过多少家加油站，最后逼着民营加油站必须以一个象征性价格卖给中石油、中石化。别的行业也这样，只要国企一出现，它们就可通过法律法规把民企挤出局。所以，国有企业的存在会从根本上破坏各行业的游戏规则，法治就难成为现实，因为法治的第一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而民企跟国企不可能平等。　

　　只有“还产于民”，才能“还富于民”　　
　　
　　为了增加内需以降低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，为“服务业化”中国的产业结构，也为了让老百姓更多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，显而易见，剩下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应该“还产于民”，这是长久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性改革。具体讲，应该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，剩下的和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，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，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，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份额，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。

　　很多人会说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当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？这不是休克疗法吗？其实，这是一种误解。第一，当时的休克疗法更多指的是政治制度改革和法制改革在先、经济改革在后的改革途径，而不是他们的私有化基金的做法。第二，当时的俄罗斯还没有基金行业、也没有股票市场的运作经验，更没有配套的证券法律和法院。相比之下，到今天，中国的基金行业、股市规模、证券法律与监管架构都已有多年的发展和经验，不存在操作上的真空，基金交易和证券监管已有较强的基础，社会大众也有多年的股票和基金交易经验，因此，今天的中国在这种基金操作上不会有问题，通过“还产于民”实现“还富于民”是到时候了。